在电影《孔雀》里，十多岁的弟弟替姐姐去书店买书，“粉红色的、两毛五分钱一本”的书。弟弟照做了，他得到了一本《婚前性知识指导手册》以及书店售货员狠狠的一瞪。

　　这是发生在1970年代的故事。国营书店可以出售性书，但购买者必须遭到道德谴责。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件小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被压抑和罪恶感。

　　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性方面，这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上去仍然非常严肃和正经。从小学到大学，中国人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性教育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惟一的正规性教育大概是高中生理卫生课本中一个对性器官进行术语解释和解剖图示的章节——而且通常这一章老师是不会讲的。

　　但这并不是全部。在表面的波澜不惊底下，一场看不见的性解放已经惊心动魄地上演了。

　　个体化的休·海夫纳

　　几年前，还在读大学的A为了得到性启蒙费尽心机。最后，他在图书馆里找到英文版的《海蒂性学报告》全文，非常耐心地看完了。现在通过网络交友，他认识了无数女孩，也和无数个女孩发生了性关系。他有自己的性价值观，认为性纯粹是一种给人带来快感的东西，就像一个成人游戏。他在网络上开了自己的博客，向别人介绍《海蒂性学报告》以及其他各种性知识和性经验，并在那上面张贴日本色情杂志的女郎图片。

　　著名媒体人士洪晃说：“社会原来非常道貌岸然，其实黄色的东西一直都在我们自己心里，现在网上堆积的东西就代表了我们在性方面的取向和需求。”网络释放了性方面的话语权，提出了一个覆盖面更大、速度更快的平台来供大家谈论性话题。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性解放的浪潮是由印刷媒体所掀起的。智商高达152的休·海夫纳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筹集8000美金创办了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1953年，玛丽莲·梦露登上了第一期的杂志封面。在照片中，她赤身裸体躺在红色床单上，挑逗地看着摄像机，嘴唇微翕，眼睛半闭。这张照片花去海夫纳500美金，但马上为他赢来3万名读者。

　　不过美国性解放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当时，要融入性解放的大潮，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你要通过一定渠道知道存在《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色情刊物；其次，你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杂志(特别在刚开始时，只有极少数报亭敢于出售)；第三，你要有钱来买这些昂贵的杂志。即使这样，你还没能真正抱到一个姑娘。

　　至于参加换妻俱乐部这样的组织活动，代价更为昂贵，因而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中上阶层。

　　而现在，性解放的代价似乎更小，范围更广。网络是一个加速器，这种传播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的性观念。在中国的1亿网民中，无数像A这样的人成为中国的休·海夫纳。

　　性自由选择：从0到100%

　　网络大大降低了性行为的成本，某些网站的同城约会栏目已经变成著名的一夜情聚点。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方刚在去年进行了一项中国多性伴侣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目前在中国，除配偶之外有超过10个性伙伴的人占到0.7%。而去年年底，杜蕾斯公布了另外一个数字——中国人均性伴侣人数为19.3人。一组组数据，就像当初美国的《金赛报告》一样，把社会道貌岸然的外衣冲击得千疮百孔。

　　“对个人的自由和性需求的满足来说，选择性的增加是一件好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说。她认为，在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占绝对主流的时候，个人选择性为零；在解放后，妇女开始参加工作，各种婚介所和平面媒体兴起的时代，选择性也许到了10%；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选择性也许能够达到100%。

　　100%代表什么呢？所有传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随之而来。一个不懂英文的打工妹可以在网上遇到一位异国的总统候选人，然后闪电般结婚。今年，37岁的河南女子吴木兰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灰姑娘”，她与波兰总统候选人蒂明斯基通过网恋喜结连理。即使吴木兰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结过一次婚，还有一个女儿，她依靠翻译器进行网络聊天，但这些并不妨碍她成为总统夫人。

　　女性在爱情、婚姻和性面前的自主性正在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加。“半个社会的意识在改变啊！不得了，半边天啊！”洪晃感叹。在方刚选取的样本中，性伙伴人数最多的女性有400多个性伙伴，而男性最多也就达到100个。

　　在文革时期，一个女人被怀疑红杏出墙，就会被抓起来，在脖子上挂满破鞋游街。中国在性问题上曾经是一个认识单一至极的国家：结了婚就尽量避免离婚，绝对不能有婚外恋之类的行为。在改革开放以前，如果你敢搞婚外恋，单位就会给你非常严厉的处分，离婚比登天还难。

　　“性是个人取向还是社会统一要求？”洪晃反问，“在任何社会的任何阶段，完全不同的性道德应该能够和谐共处。”

　　李银河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称为“性革命”的阶段。她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一场性革命。首先，城市化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乡村的生活是一种熟人社会，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和行为方式。而城市使得人的匿名性增加，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其次，随着个体户和外资企业的进入，单位不再管个人的私事，个人能确保自己的独立性。

　　而互联网使得陌生人社会的圈子变得更为宽广，个人的身份更加不受束缚。李银河认为，互联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性伴侣的增加，和性伴质量的提高。

　　“可能的交配机会多了，可能的性伙伴多了，这是坏事吗？”洪晃这样说，“不是变化可怕，而是速度太可怕。”

　　主流社会的暴力和沉默

　　在1980年代初，如果有人胆敢在大陆贩卖香港的色情杂志，他会被抓起来判刑。而现在网络使所有最为隐秘的东西变得根本无法隐藏。你在那里能够找到比当年《花花公子》上的照片更过火的色情图片，并且能够找到性方面的所有知识。

　　在1980年代初，有4对夫妇因为进行换偶活动，为首的被枪毙，一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现在，李银河说，3人以上的性PARTY、换妻俱乐部已经非常普遍。

　　人们的性活动正在以加速度偏离传统道德，但主流社会似乎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反应冷漠。

　　“在中国，有三方面的法律条款现在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李银河说。她指的是《刑法》中关于淫秽品、卖淫和聚众淫乱的条款，这些法律已经有名无实。

　　比如关于淫秽品问题，最近政府处理了一批人，这些人通过链接国外色情网站，赚取会员费。但是不赢利的色情网站更多。法律实际上处于法不责众的状态。而且，即便惩戒了1亿网民，另外看色情VCD、DVD的可能还有10亿人，怎么惩罚？

　　李银河在今年的政协上建议取消《刑法》中关于淫秽品、卖淫和聚众淫乱的条款，并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但是，在旧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下建立的法律必须进行改变。网络在这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技术带来了新的社会变迁，而相关的法律和教育亟待跟上。

　　“平面媒体还是可控的，而互联网是根本就不能控制。”李银河说，“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的性信息传播的环境。我们需要性教育，而且可能仅有性教育还不够。人们上网是一种消费和享受，而且孩子们在青春期有了生理冲动以后，压是压不住的。”

　　根据某职业学校调查，该校90%的学生已经有过初夜行为。中学生流产已经不算是新闻。

　　B从15岁开始有性生活，第一个性伙伴不是自己的男友，到今年她20岁了，已经有了八九个性伙伴，其中包括一名双性恋。她不介意对方是否使用安全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安全套仅仅被作为避孕套来使用。

　　“增加性伙伴，特别是增加一个陌生人，性病传播的概率会上升。”李银河说。这是惟一让李银河觉得需要担心的东西。

　　在方刚的调查中，有一位被访对象承认“艾滋病离我并不远”。中国需要大规模的性安全教育，尤其是安全套教育。

　　但是，面对新技术带来的这些挑战，主流社会沉默了，或者采取了简单暴力的手段。最近，重庆师范大学规定，如果发现学生有“一夜情”或者“做二奶”的行为，就会被校方开除。但是这条规定怎么执行？学校用什么方法窥探学生的这种隐私问题？

　　没有主流社会积极正确的参与，性解放有更多东西值得我们担心。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作者、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说：“性活动不但影响其行为主体，可能更影响他人，或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产生危害。”

　　今天，一位在传统教育背景下长大的妻子，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和其他女人进行“视频做爱”，她会怎么反应呢？所有她曾经接受的性观念，可能需要彻底推倒重建；又或许她会在两种性道德之间茫然不知所措。作为社会最基本元素的家庭，在这种混乱飞速的变化中，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根据社会学理论，在社会处于剧烈变迁的时候，人们容易失范和恐慌，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中国人现在处于失重的状态，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洪晃说，“反正我是晕菜，彻底晕菜！”